FYI:【專訪】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菁英們,你的成功不只是你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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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反思》作者、政治哲學家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希望藉這本書,讓在菁英制度下的成功者,認知幸運在他們成功路上扮演的關鍵角色,也希望提醒成功者必須發覺自己的成功,有一部份是因為身邊的人事物讓一切成為可能,並心懷謙卑,給予他們一定的尊重。
文:愛麗絲

設想眼前有列失控的電車,以時速六十英里迎面衝來,電車不遠的前方分別有五個鐵路工人,及一個鐵路工人在兩條軌道上專心工作,身陷險境。在你面前是可以令電車轉向的操控桿,照電車原有行進軌道,五位工人將被撞死,假如你以操縱桿轉向,便有一位工人被撞死;面對此情況,你將如何選擇?

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以全球知名的「電車難題」開啟思辨對話,探討何謂正義,並曾於2012年應文化部之邀造訪台灣。在新作《成功的反思》(The Tyranny of Merit :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中,桑德爾所要探究的,是社會上逐漸將「才德至上」的菁英制奉為圭臬,年輕學子為求進入頂尖大學拼盡全力,經濟階級與教育水平彷彿是一個人獲得尊嚴的先決條件,但這一切,卻讓成功者與失敗者間壁壘分明,彼此撕裂對立,難道這是我們心中理想的社會樣貌嗎?

此次我們幸運地跨海視訊專訪桑德爾教授,和他談談新書的核心概念及他自己:

  • 問:本書原名直譯為《才德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 :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您為什麼會選擇「才德」這個題目?因為2016年大選之後的種種討論,還是因為您身在高等教育機構中的長期觀察?或者有其他原因?
答:一般來說,才德(Merit)是一個正面的詞,對吧?才德代表了專業,譬如當我們要動手術,自然希望是專業人士來進行。才德也代表著才華,甚或保證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與社會階級。才德一直以來都是具正向意義的代名詞,但因為重視才德,塑造了社會上普遍認可的菁英制度,卻反而戕害、撕裂了整體社會,將社會以「成功者」與「失敗者」一分為二。

重視才德的菁英制度讓成功者相信,他們的成功源自自身的才華及努力,而那些在生活裡受苦掙扎的失敗者,應得如此的悲慘境遇。這正是我書名所說的「才德的暴政」,這是讓菁英階級的成功者瞧不起失敗者的傾向,而那些被認為是失敗者的,大多是平凡無奇的勞工階級,這樣被看輕的憤怒與不甘,也是2016年選舉時,讓他們選擇票投川普的原因之一。

我的新書《成功的反思》,正試圖回應在成功者與失敗者間越發巨大的分歧與溝壑。如今,當我們看待自己與他人時,似乎只剩贏家與輸家的二分法,但我希望在社會上指出贏家與輸家之外的另一條道路,希望能讓社會引起共鳴,注意到整體社會的共善才是我們該共同關注的。

  • 問:您在書中多次提及楊恩的作品《菁英制度的崛起》,您是在什麼時候閱讀這部作品的呢?對於您的求學、授課或者研究方向的選擇有什麼影響呢?
楊恩是一位英國籍的社會學家,在1958年出版《菁英制度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一書。事實上,正是他在該書裡發明菁英制度(Meritocracy)一詞,這也是該書如此有趣迷人的原因。在《菁英制度的崛起》中,他不把菁英制度當成平等社會的理想制度,反之,他將菁英制度解釋為一種反烏托邦概念,這樣的制度,讓社會區分為成功者與失敗者,並在兩者間劃分出清楚嚴明的界線。

楊恩首次提出菁英制度的概念後,許多政治家開始談論菁英制度,卻把它當成塑造公平社會的理想制度,在此制度下,取得成功靠的是努力、天賦和才德,但事實上,楊恩提出菁英制度一詞,並不是把它當成理想制度,而是提出一種警告。時至今日,該警告更是已成為既定事實的精準預言。

根據楊恩所言,菁英制度會在成功者與失敗者間造成巨大分歧,使成功者認為成功來自自身,也打擊失敗者,在社會的目光下,彷彿一切逆境皆是咎由自取。楊恩可說是對社會有非常精準的判讀與觀察。

在菁英制度下,我們習慣以經濟階級、教育與學位程度定義成功者與失敗者,而這使社會竟習慣將教育程度、經濟階級作為尊重他人的判準,而非根據誰真正對社會的共善有所貢獻。這是個問題,我認為我們應尊重每一位對社會共善有所貢獻的人,包括他們所做的工作、養育的家庭、服務的社群,不該只在乎教育經濟的階級與成就。

  • 問:您在高等教育機構工作,書中也提到才德制度容易衍生的問題及一些改變入學評選的建議,出版之後,收到哪些回饋?來自教育界有哪些回應?目前有沒有比較具體的推動計劃?
我在書中的提議是相當具爭議性的,爭議性最大的,是改變菁英大學的入學審核方式。我建議在審核時,可先剔除明顯不合格者,剩餘的申請者則採抽籤制度,決定誰能進入菁英大學。我深信改採這樣的審核方式,在我課堂上的學生肯定仍和現在一樣優秀。

這樣的審核方式,能讓學生與家長能活得更人性化一些,不再為那張頂尖大學的入場票擠破頭。在現行制度下,年輕學子為了進入頂尖大學,必須孜孜矻矻、付出超乎想像的努力,同時也承受巨大的身心壓力,那些最終未順利入學的學生,甚至會認為自己是一名失敗者。

我認為像樂透般的抽籤制度,會改善現在的情況,也能減輕年輕學子的壓力,讓他們能真正追尋自己的心之所向與熱情所在,而不只是困在必須進入頂尖大學的牢籠中,承受無止盡的焦慮與壓力。不過目前為止,哈佛大學相關人員並不支持我的提案,我當然會持續說服,但我也有可能會失敗啊(笑)。

  • 問:您認為「尊重工作」及「同理心」等等有助於「共善」的特質,如何透過教育培養?書中許多論點都需要改變根深蒂固的觀念,您認為能夠透過教育達成嗎?
答:我認為教育能對培養這些特質有所貢獻,在社會上建立彼此間更中性、互相尊重的相處模式。共善,是必須達到社會上真正的平等共好。如今,身處金字塔頂端的成功者認為他們的成功是因為自己,更理所當然的認為,那些落在後頭的失敗者,最該責怪的也正是他們自己。我認為這樣的觀念,是忽略了幸運的成分,忘了好運氣也是讓他們成功的關鍵之一,也忘了那些曾在路上幫他們一把的推手,包括師長、親友、社會,還有我們所生活的時代,讓他們並非時不我予,進而取得成功。我希望將社會從贏者輸家二分法的導向,改變為一個重視整體共善的社會,不再只看表面的成功與失敗,而是所有人都能更有尊嚴、更有責任地生活著。

  • 問:您的課程成為網路課程之後受到熱烈歡迎,您認為網路在教育上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嗎?您希望自己的課程當中加入更多利用網路的互動方式嗎?如果有的話,您想像會用什麼形式進行?
答:是的,我一直在努力讓課程更線上化,特別在疫情期間。這個學期以來,因為防疫考量,無法在教室群聚,我所有在哈佛的課程都採遠距教學。我認為疫情肯定增加線上教學的使用頻率及需求。不過,其實在疫情之前,我就做了許多線上課程的嘗試,我認為這樣有助於更多元廣泛的討論參與。譬如,我在BBC的節目《The Global Philosopher》中,用視訊方式與全球各地的參與者展開對談,探討哲學,並運用在當代社會議題上。對我來說,線上教學的方式能簡單地將來自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人們齊聚一堂、共同討論,這正是哲學思辨最需要的。

  • 問:倘若政治權力不再由技術官僚完全掌控,您認為可能透過哪些方式評選政府官員?
由技術官僚組成政府的另一個對應選項,是由一般公民所組成的政府。技術官僚組成政府當然有一定的好處,特別在疫情期間,我們自然需要具公衛、醫療背景的專家來協助設立政策。我們需要專家,這點毋庸置疑。但我們必須確保,公民對政策有一定的發聲權力,不該認為公民不夠資格討論政策。我們必須打造出結合技術官僚與公民的政府。

  • 問:目前已然成形的才德制度當中,您認為有方法可以先使得益者認知自身想法的謬誤、增加「尊重工作」及思考相關公共政策嗎?
答:是的,我希望可以,這也是我寫這本書最主要的目的。我希望藉這本書,讓在菁英制度下的成功者,認知幸運在他們成功路上扮演的關鍵角色,也希望提醒成功者必須發覺自己的成功,有一部份是因為身邊的人事物讓一切成為可能,並心懷謙卑,給予他們一定的尊重。如果成功者能認知到幸運在人生裡的成分,就能創造出更中立、友善的社會,也能將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對整個社會更有責任感。

  • 問:您認為「全民基本收入」的制度有助於達成您希望的「條件平等」嗎?或者您認為這個制度還有哪些需要考慮的部分?
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可能是達成條件平等的途徑之一,畢竟這確保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有足夠的金錢能支付生活基本所需。這也許是好的。但如果將全民基本收入作為讓每個人找到合適工作的替代方案,就令我感到憂心。

我不認為全民基本收入,能取代在社會上工作的意義與價值。工作不僅是維持生活基本所需,也是讓自己能與社會共善結合的途徑。工作讓自己獲得社會尊嚴,因為有工作,我們會覺得生活得有尊嚴,獲得成就感,也讓自我肯定自己對社會是有所貢獻的,這也是我認為工作如此重要的原因。

  • 問:您有閱讀虛構作品的習慣嗎?您喜歡哪些作品或作家呢?
答:大部分我閱讀的書籍都是非虛構類作品、散文,以虛構作品而言,我恐怕不是一個好讀者吧。我希望我也能閱讀多一點虛構作品,但我的興趣都在政治哲學、經濟學、歷史、哲學上頭,大部分閱讀依然是著重於此,和我的教學及寫作結合。

我的虛構作品與詩歌相關閱讀經驗多來自我的妻子姬庫.阿達托(Kiku Adatto),事實上,她是位兒童文學作家,書寫美麗的奇幻故事給孩子們,她的作品名稱是《巴巴洋與魔法星》(Babayan and the Magic Star),這也有在台灣出版,在這篇專訪文章裡,不妨也貼上這本書籍的連結吧(笑)。

這是我最喜歡的兒童故事,這是她在我們的孩子小時候編造、講述的故事,巴巴洋是故事裡的怪獸名稱。我們的孩子非常喜歡這個故事,我的妻子便決定以此為本,改寫出版為《巴巴洋與魔法星》。

  • 問:您為什麼會選擇就讀政治學系呢?如果不擔任教授、作家,您還可能從事哪些職業?您童年的夢想職業是什麼呢?
我大學讀政治,這是我的第一志願,在成長過程中,我總是對政治學相當感興趣,包括選舉、政治辯論等。大學畢業後,在研究所中,我徹底愛上了政治哲學、正義、平等的概念,以及我們必須在政治中所尋求的公民、道德價值、共善等概念。

許多哲學概念聽來十分抽象,但我始終希望將哲學與現實世界做連結,和我們生活的現實結合。這也是為什麼,在教學與寫作外,我希望舉辦更多線上教學、論壇節目,這樣才能使全球參與討論。我希望能把正義、平等的概念和我們每天生活的日常做結合,將政治哲學應用於社會,讓人們理解彼此的多元差異、展開對話。

其實我的童年夢想,是成為一位棒球選手,從小到大我一直都很喜歡棒球的。不過,我的棒球技巧不夠好,不足以成為專業棒球選手。所以我選擇追求心之所向、跟隨我對政治學與哲學的熱情。但我至今仍是個忠實的棒球迷,我住在波士頓,最喜歡的球隊正是波士頓紅襪隊。

如果不擔任教授、作家,也許我會從政吧,或是成為政治記者。

但我非常喜歡現在的工作,這也讓我能在世界各地旅遊穿梭。我還記得上次造訪台灣,我當時在台大體育館和台灣學子之間的對話,讓我學到很多,我也非常喜歡去台灣夜市品嚐各種美食,那真是非常有趣的回憶。衷心期待疫情平息,我就能再去台灣。

延伸閱讀:

Photo Credit:桑德爾教授提供
桑德爾教授於2012年造訪台灣,於台大體育館與台灣學子對談,盛況空前、座無虛席。
本文經Readmoo閱讀最前線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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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