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8月，第一批幼童30人從上海港乘船出發前往美國。

其後三年，1873、1874、1875每年各有一批，共120名幼童(年齡在10~16 歲間)到美國留學。

留學年限定為15年，另加2年遊歷以驗所學，加上行前在上海預備學校肄習一年中西文，共計近20年時間。

史稱「晚清幼童留美計畫」。

計畫最強力的推動者李鴻章曾如此表述其目的：

「求洋人擅長之技，而為中國自強之圖。」

儘管在啟動之初，李鴻章屢次言及須不畏艱險與流言，絕不使計畫流產，但最終，他沒有能夠堅持到底。

1881年6月28日，總理衙門照會在美國的幼童出洋肄業局，令全體師生盡速返華。隨後，幼童分三批啟程，於1881年秋全部回國。

歷時10年的中國第一次官派留學，遂以失敗告終。

一度擬將「推動留學教育以開啟民智」作為自己畢生事業的容閎痛心疾首：

「畢生志願，既橫被摧毀……頓覺心灰，無復生趣。」

容閎在天津見到李鴻章，曾嚴厲指責這位洋務老臣沒有盡力保全這一事業。

李鴻章內心的痛苦絲毫不亞于容閎。

這個老糊棚匠希望造就一批明瞭西方技術文明的青年糊棚匠；但幼童們在美國所接受的教育，卻已無法舊體制接榫。越來越多的消息傳回國內，那一百多名曾承載著「帝國希望」的留美幼童，已然成為了舉國士大夫心目中不可饒恕的「思想犯」。

李鴻章為「留美幼童計畫」竭力頂了近10年朝野輿論壓力，但在1881年，他選擇與主流朝野輿論站在一起。

容閎之夢

1、歐風美雨之痛

1847年，不足19歲的容閎，遠涉重洋去了美國。

若干年後，久歷歐風美雨的他，如此描述自己被新時代啟蒙後的痛苦：

「予當修業期內，中國之腐敗情形，時觸予懷，追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輒為之怏怏不樂，轉願不受此良教育之為愈。蓋既受教育，則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範圍亦廣，遂覺此身負荷極重，若在毫無知識時代，轉不之覺也。更念中國國民，身受無限痛苦，無限壓制，此痛苦與壓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轉毫無感覺，初不知其為痛苦與壓制也。故予嘗謂知識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樂益少。反之，愈無知識，則痛苦愈少，而快樂乃愈多。快樂與知識，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

這種痛苦，魯迅也曾經形象地描述過：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痛苦是一致的，選擇自然也相差無幾。

魯迅寫道：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

容閎也相信，希望在未來：

「在予個人而論，尤不應存此悲觀。……既自命為已受教育之人，則當日夕圖維，以冀生平所學得以見諸實用。……予意以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

2、心繫中國

容閎家貧，在美國的學業，依賴各方資助。這些資助大多與宗教有關。

他所在的中學——孟松學校（Monson Academy)的校董曾以回國後充當傳教士作為資送他進入大學的前提條件。

但在容閎看來，宗教「未必即為造福中國獨一無二之事業」。

中國素無宗教信仰的傳統，西方文明的基本——基督教教義，從未與中國文化完全融合。整合中國世俗社會的，仍是傳統儒學。

拒絕回國做一名傳教士的代價是高昂的。

熟悉容閎的Joseph ·H·Twichell牧師說：

「（容閎）斷定自己當傳教士並非上策。他隱約猜想有些別的事情等著他去做。他充分意識到這是一個代價高昂的決定。這個決定違反了他周圍大多數人的見解和渴望。同時，由於這個決定，他同那些慈善基金來源一刀兩斷，沒有了金錢收入。」

漫長的海外生涯，讓容閎擁有了美國國籍，也讓他幾乎忘了怎樣說國語。但他的心仍屬於中國。在自傳裡，容閎講述了自己促成「留美幼童計畫」的初衷：

「我的愛國精神和對同胞的熱愛都不曾衰減；正好相反，這些都由於同情心而更加強了。因此，……我苦心孤詣地完成派遣留學生的計畫：這是我對中國的永恆熱愛的表現，也是我認為改革和復興中國的最為切實可行的辦法。」

1870年，曾國藩、丁日昌等人奉旨赴天津辦理「天津教案」，容閎作為翻譯參與其事。丁日昌與容閎關係甚好。受容所託，丁向曾建言「留學計畫」，曾應允與李鴻章聯銜入奏。

半夜，容閎被丁日昌喚醒，告知事將有成，「乃喜而不寐，竟夜開眼如夜鷹，覺此身飄飄然，如淩雲步虛，忘其為僵臥床第間。」

1872年，第一批官派留學生啟程赴美。

3、「少年新中國」之夢

曾國藩大約並不清楚容閎極力促成外派留學生的真實用意。這位將傳統儒家文化的「內聖外王」發揮到最高境界的帝國中流砥柱，希望留學生們能夠學到西方國家第一手的強國技術，進而復興清帝國和儒家道統的輝煌。

容閎要的，不是儒家道統的復興，而是一個「少年新中國」：

「使予之教育計畫果得實行，藉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良東方之文化，必可使老大帝國，一變而為少年新中國。」

清廷之有無，儒家意識形態之存廢，從來不在容閎的考慮之內。

1855年，他在廣州目睹了儒學出身的兩廣總督葉名琛屠殺廣州民眾時的極端殘暴。

那個夏天，這位道光十五年的進士，一口氣殺了七萬五千餘人，其中絕大部分人與太平天國毫無關係。

容閎親往刑場考察，所見觸目驚心：

「刑場四圍二千碼以內，空氣惡劣如毒霧。此累累之陳屍，最新者暴露亦己二三日。地上之土，吸血既飽，皆作精色。餘血盈科而進，匯為汙池。空氣中毒菌之彌漫，殆不可以言語形容。」

恣肆的血污，讓容閎深信傳統文化孕育不出近代文明：

「似此不分良莠之屠戮，不獨今世紀中無事可與比擬，即古昔尼祿王之殘暴，及法國革命時代之慘劇，殺人亦無如是之多。」

訪問太平軍，帶給了容閎很多失望。但這些失望，卻不足以讓他像曾國藩那般，轉而對清廷抱有好感：

「（太平軍的興起）惡根實種於滿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為行政機關之腐敗，政以賄成。上下官吏，即無人不中賄賂之毒。……官吏既人人欲飽其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為能事。於是所謂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極大之欺詐機關矣。」

在容閎看來，政府之所以「完全成一極大之欺詐機關」，國人文化上的落後，是極重要的因素。留學教育，是文化更新的一條捷徑：

「予意他日中國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權、私權之意義，爾時無論何人，有敢侵害其權利者，必有膽力起而自衛矣！」

朝野之責

1、幼童被批「腹少儒書」

光緒六年（1880）十一月，清廷頒佈上諭，言及對留美幼童事業的不滿，稱：

「有人奏， ……出洋學生近來多入耶穌教， 幫辦翻譯黃姓暗誘學生進教， 總辦區姓十數日不到局， 學生等毫無管束， 拋荒本業等語。朝廷不惜重帑， 設立船政局， 並派員管帶幼童出洋，原期製造輪船精堅合式， 成就人材， 以裨實用。若如所奏種種弊端， 尚複成何事體！」

次年二月，又有留美幼童監督陳蘭彬，如此向朝廷描述幼童在美「現狀」，建議將其集體撤回：

「上年十一月，吳嘉善特來華盛頓面稱，外洋風俗流弊多端，各學生腹少儒書，德性未堅，尚未究彼技能， 實易沾其惡習，即使竭力整飭，亦覺防範難周，亟應將局裁撤，惟裁撤人多，又慮有不願回華者，中途脫逃，別生枝節等語……臣竊維吳嘉善身膺局務，既有此議，誠恐將來利少弊多。」

朝廷將陳蘭彬的奏摺交給總理衙門討論。後者轉而徵求北洋大臣李鴻章的意見。

當年力主促成此事者，曾國藩已去世，丁日昌回籍養病，惟李鴻章尚在朝堂。

李鴻章的意見，將決定留美幼童的命運。

2、李鴻章退縮

李鴻章隨後回信總理衙門，建議「半撤半留」。即：裁撤負責留美幼童事務的專門機構「駐洋肄業局」，撤回學生；惟已進入大學、畢業在即的學生，可由駐美使館暫時代為管理，待其畢業，再令回國。

為說服朝廷同意「半留」，李在信中搬出了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和幾位美國大學校長，來加強自己的立場：

「皆謂學生頗有長進，半途中輟殊屬可惜，且於美國顏面有損。」

士大夫們指責幼童所受教育偏離了儒家道統。在給總理衙門的信中，李鴻章明確表示，自己維護儒家道統的立場，與士大夫們是相同的：

「邇年以來，頗有議純甫（容閎）偏重西學，致幼童中學荒疏者，鴻章嘗寓書誡勉，不啻至再至三。」

同時，李鴻章也在替容閎作有限度的辯護：

「純甫（容閎）久管此局，以謂體面攸關，其不願裁撤，自在意中，然閱其致子登函內，有分數年裁撤之說，尚非不可以理喻者。」

收到李鴻章的回信後，總理衙門做出決策，上奏朝廷，建議撤回所有的留美幼童：

「臣等以為，與其逐漸撤還，莫若概行停止，較為直截。」

李鴻章的消極態度，是總理衙門決定一次性撤回全部留美幼童的主因。

長期以來，是李鴻章的孤軍奮戰，在成就著這項事業。當年，曾國藩僅在向朝廷奏請其他事務時，順帶建議啟動「留美幼童計畫」，是李鴻章再次致信曾國藩，敦促他須為此事專門上奏，「斷不可望事由中廢」。

1874年，派出第三批留美幼童時，朝堂上充斥指責開銷過大之聲，主張不再派遣，是李鴻章頂住了壓力。1877年，美國物價大漲，留美幼童請求添撥經費。也是李鴻章上奏，堅定表態：

「此舉為造就人才，漸圖自強至計，關係甚大……斷無惜費中止之理」……

如今，李鴻章的立場變的消極而模糊，不願擔責的總理衙門，自樂得將幼童全部撤回，以滿足主流朝野輿論。

3、文明的細節

李鴻章態度的轉變開始於1879年。這一年，負責留美幼童事務的兩位元總辦相繼回國，從他們那裡，李鴻章獲悉了幼童們在發展方向上存在問題——由於容閎的縱容，「學徒拋荒中學」嚴重。

1880年5月，李鴻章寫信給陳蘭彬，專門談如何糾正這個問題。

信中，李鴻章要求容閎專管洋學，不要摻和幼童中學方面的教育。李希望幼童們既能夠學到西方的科學技術，以滿足洋務之用，同時不要荒廢傳統的儒學教育，否則，即使洋學修得再好，於國家也沒有益處，畢竟，「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幼童赴美的使命，不過是「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禮之道。」

這不是李鴻章個人的看法，而是那個時代絕大部分士大夫們的看法。

一直呼籲在中國實施議會政治的鄭觀應，曾言道：

「古人名物象數之學，流徙而入於泰西，其工藝之精，遂遠非中國所及」。

這與中國第一任駐柏林公使劉錫鴻的觀點，可謂異曲同工。劉在親眼目睹了西方文明之後，如此自欺欺人：

「我大清乾隆以前，遐荒效順，重洋慕化……今英國知仁義之本，以臻富強，未始非由久入中國，得聞聖教所致。」

劉錫鴻一心擁抱儒家道統，鄭觀應醉心於議會政治。無法放棄「帝國文化中心觀」，卻是那個時代，絕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共同特徵。

幼童們的中文學習並無問題。容閎希望他們承擔起締造「少年新中國」的使命，學好中文是必須的。

負責管理幼童的陳蘭彬、吳嘉善們，指責幼童改穿西服、剪除辮子，乃至加入基督教，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背叛。

這種指責看起來頗為「光明正大」「義正言辭」，但真正惹怒他們的，其實是「文明的細節」。

比如，1879年，吳嘉善接任留學監督後，幼童們被招到華盛頓使署中，接受教訓。諸生謁見時，均不行拜跪之禮，釀成一起嚴重事件：

「（僚屬金某）大怒，謂各生適異忘本，目無師長，固無論其學難期成材，即成亦不能為中國用。具奏請將留學生裁撤。」

正是這位吳嘉善，後來多次向李鴻章報告，指責幼童背叛了中國傳統文化，即便成材，對國家也將毫無益處，不可能承擔起朝廷交給他們的「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禮之道」的「時代重任」。

歸國的思想犯

幼童們對半途被迫回國，深感遺憾和痛苦。更痛苦的是，離開10年之後的歸來，等待他們的不是榮耀，而是恥辱和排斥。

幼童黃開甲曾幻想，當自己歸來時，祖國會張開溫暖的雙臂擁抱自己：

「當我們溯江而上遙望上海時，曾幻想著熱烈的歡迎在等著我們，那熟悉的人潮，和祖國伸出溫暖的手臂擁抱我們！……想像中的歡迎，使我們越發激動。」

然而，現實卻只有淒涼：

「船頭劃開揚子江平靜而黃色的水波，當靠碼頭時，那船弦碰岸的巨響，才驚醒我們『烏托邦式』的幻夢。

「人潮圍繞，但卻不見一個親友，沒有微笑來迎接我們這失望的一群。……為防我們脫逃，一隊中國水兵，押送我們去上海道台衙門後面的『求知書院』。

「求知書院已關閉十年了，迷信的人們相信此處常有幽魂出現，驚恐的中國同胞言之鑿鑿，大門十年未開啟，牆壁剝落，地板骯髒，石階滿布青苔，門窗均已潮濕腐爛。

「當你跨進門檻，立刻黴氣熏鼻，這些陰暗似乎象徵我們的命運。入夜，我們可以清楚看見那潮氣由地上磚縫中冉冉升起，使我們衣衫盡濕，一種昏沉襲罩著我們，這種侮辱刺痛著每個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學監督頭腦中荒誕不經的思想，使我們學未成而強迫返華。

「如同狗之吠月，我們無能為力。望著滿布蛛網的牆壁，使人昏昏欲睡。而手臂接觸到的潮濕，正是我們的被褥。我們的床就是兩條板凳上擺一塊木板，這種簡陋的安排，美其名是對我們的招待。」

重新踏上祖國土地的那一刻，幼童們就背負起了「叛徒」的罪名。

他們背叛了帝國的傳統文化，背叛了帝國的傳統意識形態，他們是「思想犯」，是「洋鬼子」和「有害於社會」以及「無益於國家之人」。

他們是危險的種子，必須受苦，必須接受政府的監管，必須接受再教育，必須「改邪歸正」。

經濟上，大多數回國幼童月薪只有四兩銀子。而一位上海道台的年薪則可達一萬至一萬五千兩銀子。黃開甲說：

「這種待遇使我們僅免於凍餓。我們的饑寒與否，政府是漠不關心的，至少我們感到如此。對於我們家人是否凍餓，政府更不予理會了。」

政治上，幼童深受歧視，毫無地位可言。出洋前承諾的官職已然無望，還須接受嚴厲的思想監管——曾有幼童苦於薪資不足以糊口，而逃至上海謀生，脫離朝廷監管，結果被下令通緝。

當年，《申報》曾如此描述幼童們的處境：

「他們的薪水還不如西商的侍者，對他們的監管比囚犯還嚴厲。如此用人，安得有良材大器出而為國家辦洋務哉！」

一位叫做羅勃特的美國人，對幼童境況的觀察，與《申報》的描述一般無二：

「我曾在大街上匆匆見到(黃)開甲一面，因為他負有公差，才特准外出也。不知何故，他們被中國官方視同罪犯，對這種侮辱，使他們全體憤概不已。在留美期間，他們對文明社會已深切體會。也許，中國政府召他們返國正擬將開明的種苗拔除，則此實為自取敗亡之舉……」

歸國的幼童們惟有哀歎：

「我們是易於摧毀的，我們沒有天賦的忍耐，我們似新生的樹苗，由肥沃的土壤、溫和的氣候移植到無知迷信的荒漠，我們不會成長，只會漸漸枯萎……」

「頓覺心灰，無複生趣」的容閎，其實並未放棄希望。在幼童們被撤回那年，他曾如此預見：

「學生既被召回國，以中國官場之待遇，代在美時學校生活，腦中驟感變遷，不堪回首可知。以故聲口氣心中咸謂東西文化，判若天淵；而於中國根本上之改革，認為不能稍緩之事。此種觀念，深入腦筋，無論身經若何變遷，皆不能或忘也。」

辛亥年，清廷起用袁世凱為總理大臣。留美幼童出身的唐紹儀，被任命為袁內閣的全權代表，赴上海與南方民軍總代表伍廷芳談判議和。

唐在談判中極言：

「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應當推動。」

＊作者為中國青年作家，著有《權力的臉譜：中國歷史名人的假面舞會》、《中國︰1864-1911》。本文首於於短史記（微信號：tengxun_lishi），《西洋參考》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