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I: 「台灣式防疫」繳出亮眼成績單，為什麼他們就是學不來？──交換生在德國的近距離觀察 ｜ 陳宇麒／讀者投書 ｜ 換日線 Crossing
Published by 劉正山,
「台灣式防疫」繳出亮眼成績單，為什麼他們就是學不來？──交換生在德國的近距離觀察
今年（2020）年初，我赴德國巴伐利亞邦的一座小城做交換學生。自從去年起，我就如火如荼準備申請和獎學金等事宜，過去一年多來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達成自己在大學生涯的最後一學期，能夠在海外擁有一段豐富人生經歷的目標。
沒有想到，隨著這場全球浩劫般的疫情蔓延，我在德國進行到一半的交換，如今也被迫以臨時中斷收尾──當然，更多人不只是像我這樣失去了難得的海外交流機會而已，疫情冷酷地毀壞了他們幾年下來、甚至是畢生的努力。
不過，在德國的所見所聞，仍讓我對不同國家、不同歷史與文化背景下，所造就出的社會不同樣貌，有著極為切身的體會。以下文章想和大家談談的「防疫作為」，就是最好的例證：
台灣在這次的疫情控制、處理上，無疑值得上世界的前段班。同時我們也向世界宣告、證明台灣是一個進步的國家。
不過，我也發現在台灣（或來自台灣）的大家，除了對台灣政府種種防疫政策讚譽有加之外，也經常嚴詞批評著西方國家的應對措施。
台灣的表現，確實值得如今深陷嚴重疫情的歐洲諸國參考效仿。但除了「讚許自己、並以自己的標準批評別人」之外，我們或許可以更進一步地從不同角度分析、理解歐洲各國在防疫作為上，為何無法直接套用「台灣模式」。
以下分享我對德國防疫的一些親身觀察與想法：
高度重視法源依據，「亂世用重典」是聯邦政府大忌
這原本應是德國在歷經納粹時代殘酷教訓後，政治制度「高度重視人民權利、不得隨意管控」的優點；卻也可能在大型傳染病疫情之中，反而成為一場浩劫的加速器。
在今日德國，政府行政極為重視「法源依據」，再加上人本主義在戰後的長期發展，在「要對人民進行限制時」更是格外慎重──這也成為德國在疫情初期「應對較慢」的主要原因。
舉例來說，德國政府日前在討論「是否向電信業者徵用定位紀錄，做疫情管控之用」，卻因必須有明確法源依據，加上有侵犯隱私、缺乏完善配套規定等問題之虞，目前仍是排除使用。
反觀台灣先前「突然宣布禁止醫護和師生出國」，雖然可能是有效的防疫措施，但也引起許多司法界人士對「法源依據」有所爭議，不少前線醫護人員亦對法規倉促上路、配套措施不足感到質疑。（編按：根據政府相關單位回應，禁止醫護出國之法源依據為 2 月底通過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指揮官應變權」）
在這裏舉兩國的案例對比，並非要探究政府防疫措施的「誰是誰非」，目的是強調德國聯邦政府對法規、制度遵循上的一絲不苟：德國 16 個邦城，其各邦政府基於地方自治原則，享有很高的管理權限。故即便是中央政府，在這種情況下也只能對各邦獨立的相應機構進行「建議」，跨邦的政策更需要各地協議──反過來說，在冗長的「討論、協商」過程中，也可能錯失了控制疫情的黃金時期。
高度仰賴區域合作與組織的「利」與「弊」
德國在今日歐盟這個已經高度成熟的區域合作市場中長期發展，並經常擔任「領頭羊」的角色。多年以來，對其經濟市場、人才交流、科技文化交流的種種「好處」，不言可喻。
但同時間，德國人不管在生活或經濟行為上，如今都已與歐洲鄰國緊密相連，牽一髮動全身。換言之，任何限制進出口、乃至邊境控管的措施，都可能立刻影響到數以百萬計人民（包含德國人和歐洲鄰國人）的生活。再加上德國幅員遠較台灣遼闊，自然無法像台灣這樣的小島國，能夠在短時間內做出「立即又強效」的措施。
此外，很多人嘲笑「西方各國都太相信 WHO 」，或甚至提出「國際組織無用論」。但換個角度想， WHO 等國際組織若出現弊病，需要的應是各國從錯誤中記取教訓、力行改革──而非對國際合作防疫的全盤否定。
更白話點來說：若自認「完全不需要相信、加入任何國際組織」，誰能保證在這波疫情之後，未來不會出現更嚴重，更需要國際加強資訊共享、共同合作的傳染病？
民族特性和文化上的不同
3 月中，我和一位德國男生 M 在國際生派對上──是的，當時我所交換的學校，派對照常舉行──剛好聊到這波疫情。我盡量遠離舞池中的人群，並表達對疫情的擔憂，他的反應卻讓我驚訝：在我的文化認知中，對於一個剛認識的陌生朋友，即便持相反意見，都會表達些許認可對方的觀點。但他卻非常直接且嚴肅地反駁我，說德國的醫療體系和保險制度絕對沒問題，會給他們很好的照護。
同時，他也堅定地說年輕人（在這波疫情中）不會有什麼問題，告訴我：「這真的只是場小小的流行病，等天氣回暖後，一下子就會過去。」接著轉身拿起啤酒，隨著音樂舞動。
此外，在鄰國即將進行邊境管控時，仍有不少人想去奧地利或是德國邊界的楚格峰滑雪。他們說：「如果我們生病了，當然一定會在家；但如果沒生病，出來玩又不會影響到大家，憑什麼不能出門？」我突然間不知該如何反應，也許他們只是喝醉後抒發情緒而已吧？
回想那時，大約是在德國出現第一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後的一個多月。政府和當地新聞口徑一致：「這波疫情並沒有比流感嚴重，醫療系統絕對無虞，影響族群只在老年人口或體弱多病的人。」
這樣的說法其來有自：歐洲每年 10 月至隔年 4 月，確實是流感的好發季節，感染人數大多在數十萬人左右，甚至也有不下數千至萬人死於流感。再者，德國醫療資源是歐盟中數一數二完善的國家，並擁有 2.8 萬張呼吸重症病床。但其實在疫情爆發之前，光面對每年的流感，無論醫療人力或重症病房，都已達到 80% 的使用率（註 1 ）。
從和德國當地人的互動中，看得出他們在個人主義、自我權利意識上的「認知基模」，也影響到他們對政府資訊、防疫措施的信任程度（註 2 ）：例如當一開始政府宣稱「疫情不比流感嚴重，民眾無須過度擔心時」，多數德國人均十分贊同；但當疫情開始擴散，政府陸續宣布「禁足令」、要求民眾避免不必要的外出時，他們就不太願意配合了。
我所居住的巴伐利亞邦，是德國最早（ 3 月 17 日）下達「緊急應變措施」的邦政府：除了維持基本日常生活所需的活動，都附加限制或加以禁止。但那時我看到的多數德國人，仍維持著他們慣有的生活──在這回暖季節，每個人都恨不得外出攤在陽光下一整天，也一群一群地圍繞在市中心廣場的行動攤販旁，享受著啤酒、與朋友暢談。
而後，在 3 月 21 日疫情更加擴大時，政府宣布了更嚴格的禁足令，但還是允許國人出門購買必需品、看醫生、或運動，所以在公園仍能看得到不少人，只不過人群比平常鬆散罷了；甚至政府限制大型活動時，他們還是有辦法鑽漏洞。不過有趣的是有些超市確實開始一些「應變措施」，像一定要推手推車才能進入（用來確保每人都有達到「社交距離」）。
疫情下的反思：國情不同，「台式防疫」歐洲就是學不來
有些人可能會好奇，為何（德國）政府不直接下個狠一點的禁令，對這些四處趴趴走、缺乏防疫意識的人們祭出重罰？又或疫情當前，政府怎麼反應還是如此之「慢」，還在一一檢視配套措施和法源依據，才推出更高規格的防疫政策？
但這其實正符合今日德國的國情：德國聯邦政府體系對於地方自治權限、個人權利、法規遵循的重視度極高，同時一開始的重點在「避免民眾過於恐慌」導致搶病床、癱瘓掉醫療系統或其他社會問題，再加上與鄰近的歐陸國家往來極為密切，導致疫情在歐洲擴散時，無法立即防堵。
而事到如今，想要大範圍地嚴堵疫情已越來越不可行。盡量維持醫療體系資源穩定、降低疫情傷害，可能才是當前德國力挽狂瀾的最適合手段。
反觀在地狹人稠、相對重視「政府領導、民眾配合」的台灣，若是政府採行這樣的「佛系防疫」，絕對會是反效果，且肯定遭到民眾的激烈抨擊。
目前，德國政府正開始研議是否要「提升國家在危機時候的基礎生產能力」，以減少對外依賴──當中自然也包括這波疫情中需要的口罩、消毒液、防護衣等「準戰備物資」。
同時，也終於讓歐洲面對那長期令人詬病的問題──網速很慢。除了突然增量的WFH（work from home）網路需求之外，也因為這段期間越來越多人宅在家上網打發時間，近日造成了「歐洲網路大塞車」。如今歐盟正和內容服務與電信業者，共同協議頻寬問題。
雖然前陣子在德國，仍不時出現一些 Corona party 或 corona challenge（註3）之類令人傻眼的無腦行為。但隨著疫情已到如今這般嚴重，越來越多德國人已開始重視積極防疫、集體配合的重要性，同時也付出（遠較以往為高）的互愛互助精神，希望共同度過這次難關。
．截至 2020 年 4 月 2 日為止，德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人數達 66,885 人，死亡病例645 人。確診人數在歐洲僅次義大利、西班牙。更多全球疫情即時資訊，請參考《武漢肺炎全球疫情地圖》。
註1: 德國之聲 https://p.dw.com/p/3ZAb4
註2: 心理學中的基模，當資訊符合自己的想像時，就會對資訊產生很大的信任，反之則不信任。（通常越重視自我，會擁有較強烈的基模）
註3: Corona party或corona challenge，為一些年輕人藉由在社群網站發布挑戰防疫政策的舉動，例如：舉辦派對、舔公共設施，來輕視和諷刺這病毒威脅。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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