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祁立峰

這幾個月文白之爭戰到遍地烽火，我這專欄或別人的專欄每天洗版引戰，但論戰這詞說起來大旗昭昭，其實也不過就貴圈的小茶壺小事件，可能真的像鄉民那句名言，喊聲時萬人響應，實際上不知道幾人親臨到場。

而相比我們這邊的小弱弱相殘，另外一樁國際關注的大新聞可能是中國的十九屆黨代表大會。面對大國強國崛起隨伺在側，我等公知覺青即便有一番觀察評論，但終究還是很難出網路同溫層，更遑論翻牆越界這樣高難度的技術與屏蔽。相比之下，我想到的是那些西漢的經學家，他們受習儒術，專守一經，照理說也不過是個通經鴻達的儒生，卻可以堂皇之進入朝堂，透過運用所學所治的經書以參與政治。而這就是我們說的「通經致用」這個詞最本源的解釋。

看看（又學立綱），假設一下若十九大召開的人民大會堂裡、或當年國大代表開會的中山堂，全都換成中文系的經學教授排排坐，治《禮記》直接接管內政部，治《春秋》的管教育部；治《尚書》當行政院長，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皮錫瑞在《經學歷史》裡所描述的西漢經學就是這麼一回事：

武、宣之間，經學大昌，家數未分，純正不雜，故其學極精而有用。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治一經得一經之益也。當時之書，惜多散失。（皮錫瑞《經學歷史》）

兩漢之所以被稱為「經學昌明的時代」，大guy也94這樣來的。要強調的是此處所謂的「昌明」，可不僅是把經學當成學術研究或文獻考據的史料而已，「治經」有實際的效用，所謂「拾青紫如地芥耳」（漢代丞相太尉賜「金印紫綬」、御史大夫賜「銀印青綬」）。在漢代研究經學基本上就等於甲等特考，除了可以直接任官，更狂的是這些儒生經師，又將六經當成現實生活的依據，甚至依法行政的準則——水利署直接以《尚書》〈禹貢〉當作治水、防洪的準則；警政署以《尚書》〈洪範〉預測顛覆國家暴動；法官用《春秋》當作判例來審案，或用《詩經》來當作課綱教材教育天子。試想到了那個時代，國文學好可以直接領年金，請問誰還要考那些腦燒的默寫和解釋？

你問這時代的儒者是否太ㄎㄧㄤ？但這又不是經師講幹話而已，這些事件樁樁本本，皆有史料可考：

（夏侯）勝少孤，好學⋯⋯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

之前講古代文白之爭的時候，我們介紹過被稱為「今文尚書」網紅夏侯勝。當時昌邑王專政，夏侯勝觀天象，報告聖上：「天黑黑會不會╱讓我忘了你是誰」（那是周杰倫吧），應該是說陰天沒下雨，可見臣下有人想要造反。昌邑王剛聽到先翻了一個華麗的白眼，想說這儒生在那邊講幹話妖言惑眾，將夏侯勝收押了。未料權臣霍光真想要造反，後來找夏侯網紅一問才知，因為他文言文學得好，默寫都考一百分，正好背過〈洪範〉「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這一段，結果驚得朝堂上人人嚇到吃手手，發現古文真的不能隨便讀一讀而已，要好好重要這些經師儒生才行。

至於《詩經》如何當諫書，同樣也有史事可佐證。前面說到霍光等廢黜了昌邑王，於是昌邑王的老師王式因而被問罪，問他怎麼沒有好好教育太子咧？王式解釋說：

臣以詩三百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也。

這個王式可以說是當時地表最ㄎㄧㄤ的太傅無誤，我猜昌邑王如果還在，他本人應該也會相當震驚。老師講授《詩經》，講到忠臣孝子就說這個背起來等等默寫十遍；講到亂臣賊子無道之君，講著講著就哭哭了。讓我想到之前文白大戰的時候，新聞講國文老師說「教蘇軾的〈赤壁賦〉、李白〈靜夜思〉，學生都會學到哭」（確定不是默寫背到哭嗎？）但重點是，老師您自己在那邊哭哭請問有用嗎？是不是應該問學生說，啊你怎麼沒感覺？（謎之聲：學生只是睡著了）。但從中我們又可以看到另外一則，古典時期延續到今日的、沿波討源的神秘主義傳統。

事實上就像學者葛兆光所說，漢儒有寫《新語》、「遊漢廷公卿間」的陸賈，也有更積極參與政事，在廟堂中指點皇帝「定漢諸儀法」的叔孫通。對明清被科舉僵化體制給箝制的士人來說，漢代確實是一個重用讀書人的好時代（只是「通經致用」的辦法有點超展開）。但也就像今日我們對博士學者治國的質疑，知識是否能完全等同於行政力，而學術的專業能否照應實務的變化，這難免會遭致質疑。但歷史證明雖然漢代士人知識飽滿，重氣節且清議時政，但在君主集權、外儒內法的大背景下，發揮仍然有限。風俗淳美的好時代是真的過去了，還是還未到臨？我們不妨繼續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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